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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课费成为家庭最大支出?教育问题要在教育之外求解

2020-09-04 09:14 来源:杨园三居 浏览:

  辽宁省人大一项针对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最新调研发现:高额的补课费用,成为辽宁普通市民家庭的最大支出。当地媒体在调研中也发现,在沈阳等城市,不少家庭用于课外培训、补课的费用,高达5万元以上。仅一门英语就高达12000-15000元,几乎是家家都给孩子补习,少则三项,多则五六项。

  家庭的补课负担,背后是学生的课业负担。问题的表现、成因、危害以及对策,全国“同一题”,年年讲、人人讲,而问题却在原地踏足踏。为什么此题无解?因为补课现象背后有着两大“闭环”。

  一是,要抑制家长、学生的补课冲动,就要改变现行招生考试制度,改变单一的分数评价。而增加主观评价指标,制度执行可能变形走样,利益寻租可能潜滋暗长,底层学生家长更加难以消除公平焦虑。所以,“唯分是举”是教育部门目前没有办法的办法,而借助补课“加分”又是家长和学生应对考试的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  二是,学生课业减负,更多减的是完成课业的时间,而不是课程内容的负担。一些学有压力的孩子就要设法寻求课后或课外的“补差”,学有余力的孩子在家长功利心态的绑架下,又要忙于“提优”。校内不给补,校外有课补,孩子们自然要涌向围墙之外的培训机构。进一步说,校内校外都不让补,孩子放学、放假后可以去哪里?尤其是低年级孩子,家长不可能在家陪伴,出于安全、社交等考虑,也要选择补课。

  两个“补课闭环”,忙煞家长,跑累学生,当然,乐坏了校外培训机构。值得注意的是,现在各地都在严查校外培训机构“强化应试、超标教学、超前教学”的行为,而家庭承受的补课负担,事实上未减反增。因为一些培训班、一些培训课程被叫停,而家长的补课诉求并未得到合理回应和排解,他们只能自行团课,自行租房,小班化教学,隐蔽化运行。有条件的城市家庭则把孩子送到查控补课相对宽松的郊外名校寄读。相比之前一公里之内的校外培训,家长的时间成本、经济成本都有明显增加。

  为什么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?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发现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,而忽视了问题的源头,恰恰是他们的制度设计。头痛医脚,避重就轻,问题怎能求得正解?高考、中考制度难以一步推进多元评价、综合评价,但是,减负也还是有一定操作空间。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建议,应当鼓励和支持广大中小学校,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。在学生家长自愿的基础上,按照广大家长的诉求,允许学生在校上晚自习,允许家长委员会聘请教师为学生答疑,自愿缴纳必要费用。——校内补课问题,不能“一刀切”,可以“切一刀”,因为学生的课后时间安排,校内不有效利用,校外就必然强势占领。

  而课业负担乃至许多教育问题,都不是简单的孤立的教育问题。现在的中小学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,因为家长都有“输不起”的心态,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,而过度关注,过分焦虑,又伴生“等不及”“坐不住”的状态。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,迫使一些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“夹塞”“抢跑”。更堪忧虑的是,当下教育问题的普遍存在,又在制造新的“闭环”。二孩政策放开后,好多育龄夫妇选择不生,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,孩子的教育,经济成本、时间成本难以承受。一个孩子读书,已经让他们忙得鸡飞狗跳、累得心惊肉跳,还敢再生吗?而面对一个孩子,“输不起”的意念又时时激活他们“抢跑”的冲动。

  考量家庭富足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恩格尔系数,即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。如果计算家庭的教育支出呢?表面上看,教育支出越大,家庭应该越富有,而事实上,在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,居民其他各大类消费支出的增速都明显趋缓。这就意味着,教育消费的过分扩大,可能会对我国居民的其他消费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,难以拉动内需。

  教育的问题,不只是教育问题,可能是经济问题,可能是社会问题。有识之士指出,教育的本质在教育之外,要揭示和解决教育的本质,不仅仅要在教育子系统中去寻求答案和解决办法,更要在与教育子系统密切相关的文化子系统、经济子系统等,特别是在对教育子系统具有更大约束力的社会、行政等更大的系统中寻求正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