观众正在电影资料馆外排队。 供图/资料馆
对于北京的影迷而言，文慧园路三号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地名了。因为它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所在地，如今这里每周都会有十多部中外经典影片上映。但在改革开放前，它是从不向公众开放的神秘档案机构；改革开放后，它才开始承担起向公众展映艺术影片、传播电影文化的功能，逐渐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“观影圣地”。
开放之初
打开穷学生的观影视野
第一次踏进中国电影资料馆大院时，岳晓湄幸福得脚底好像踩着棉花，是有弹性的。那是1982年，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资料馆工作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也正是在那一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了文艺界，资料馆开始逐步开放。
岳晓湄出身电影世家，父母公婆都是延安鲁艺出来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，对电影的热爱，可以说写进了她的基因。第一次进资料馆的东郊百子湾拷贝库参观，成千上万的拷贝就曾令她无比震撼。当时，资料馆希望用计算机建立一套档案管理和对外服务的系统，她的第一项工作就是“胶转磁”——把电影胶片转录到磁带上保存；她和录像科的同事每天用130放映机投射到墙上的小银幕上，旁边并行用一台1640摄像机转录下来，一边工作还能一边看电影。
那时，她们常常每天上午录两部，中午不休息再录一部，下午录两部，晚上还加班录一部，一天下来最多转录六部电影。后来馆里引进了美国的胶转磁设备，从模拟到数字胶转磁设备，招聘和培训了专门的技术人员，她再忙也依然常去那里看片子。“我可以很自信地说，我应该是国内看电影最多的人之一。”岳晓湄说，当时的社会风潮就是这样，所有人仿佛都被一股劲儿扭着，如饥似渴地学习、工作，充满干劲儿。
改革开放前，作为档案机构的电影资料馆基本处于封闭状态，一般只对中央机关和重大会议及文化院校机关定向服务，普通人想来看部电影或者借阅资料，几乎是天方夜谭。岳晓湄刚来时，她的老处长就递给她一本保密手册，再三强调保密的重要性。这种状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生改变，资料馆逐渐打开了大门。第一个十年，开放范围控制得还较严，只面向文艺界团体和院校；到了上世纪90年代便基本放开对社会服务；进入新世纪后，则完全向公众开放（前提是在国际电影资料联合会可开放的范围之内）。
资料馆当初只有一个能容纳八九百人的大放映厅，每周二晚上举行业务放映，两块钱一张票，能连看两场外国资料片，但必须凭电影专业学生证、摄制组的介绍信或有关机关团体的介绍信才能买票，剧组工作人员来看片，还要开介绍信。张艺谋、陈凯歌、田壮壮这些后来叱咤中国影坛的大导演，在电影学院上学时都是资料馆的常客。张艺谋就曾坦言，电影学院讲的东西虽然好，但“我们这批学生没有资料馆绝对不行”，都是在资料馆里看片子得到成长的。
穷学生没什么钱，还会想办法画假票，试图蒙混过关。这时，美术专业学生就派上用场了，第五代导演、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78级学生何群，生前就曾调侃自己画过资料馆的假票，据说难辨真假。田壮壮还因为拿假票看片被检票工作人员看出来了，送到了岳晓湄那儿。“我家跟壮壮家是世交，本身就认识，学生想看电影的心情我们理解，罚款十块二十块钱也不至于，所以我们批评教育一下，说下次别这么做了，也就让他们看了。”岳晓湄说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资料馆举办英国电影回顾展，一下子展映40部英国影片，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外国电影展映，排队买票的观众挤满了资料馆院子，最贵的黄牛票能卖到一两百块钱。从这次展览之后，法国电影展、意大利电影展、美国电影展都来了，这些好多年不曾见到的外国电影再一次走进中国，成为观众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。
那时，资料馆对门那条街有不少小餐馆，晚上电影散场后，大家都舍不得走，还要在饭馆里边吃饭边聊天，说说当天看片的收获和感受。
共同记忆
影迷怀念排长队的日子
1996年，电影资料馆新大楼建成后，面向公众的日常电影放映服务重新启动并不断扩大规模。最开始每周只开放一次放映，每周四晚上放两部电影，往往是一部特别经典的片子加一部比较小众的片子，被有的观众调侃为“一个好片一个烂片”。当时北京地铁不像现在这么方便，很多观众看完第一部后，就急着赶地铁去了。后来变成周四、周五各放一部。现在，资料馆除了每周一不安排放映，其他六天都有放映，一年放映次数超过一千场。